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vehicle）。它是文化价值表达（expressed）、传播（transmitted）、强化（reinforced）、削弱（weakened）的方式之一。
语言的形成受制于文化传统（cultural conventions），这些传统影响着各种语言表达的含义。例如，我们的口音（accent）或者用词（word choice），都可能暗示我们的身份。另外，语言可能通过影响文化成员的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来影响文化，但这种影响存在很大争议。
在语言学中，有一个著名的Sapir-Whorf假说（hypothesis），有一强一弱两个版本。强的版本是：语言使用者理解文化和认知现象的方式会影响他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
这是一种“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如果我们没有词语去描述一个事物，那么我们将无法思考或者有能力（capacity）去注意到它。例如，在一些原始部落的语言中没有“雪”这个词语。那么，这些人的意识中也没有“雪”这个概念。
说相同语言 思维亦各异
弱的版本则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影响我们的思维，但不是完全决定它；即使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也不会继承同一组固定的思维模式（patterns）。语言和含义是根据特定的使用环境（contexts of use）共同构建和发展（evolve）的。例如，人们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特色的语言去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identity）。
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 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看来，文化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的概念，通常由国家（nation）为单位进行划分，其旨在确定文化和交流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以预测潜在的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问题。当今的跨文化培训（cross-cultural training）（例如与美国人/日本人做生意）就是例子之一。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际沟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理论扩展到了跨文化沟通的领域（intercultural contexts）。关注点成为如何维持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当一个文化系统的“局外人”（outsider）以意想不到或不熟悉的方式行事时，文化成员如何反应。
根据对方语言程度调整
Giles提出的沟通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认为，我们会根据与我们互动（interact）的人来调整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母语者（native speakers）和非母语者（non-native speakers）进行交流时，他们会根据对方的语言程度，调整（adjust）自己说话的方式（例如避免使用过度复杂的词汇）来适应（accommodate）对方。
窦妍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语言通用教育学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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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2022年6月2日文汇报）